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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：河南日报农村版
□王帅奇
恩格斯停顿揭示了生产力跃升与劳动者增收停滞、分配失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。当前，智能技术加速下沉，若引导与约束不足，可能使这一矛盾以新的隐性形态呈现。对此，县域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，科学研判智能化转型中的风险，并依靠制度创新破解技术异化难题，推动智能技术普惠共享。
深刻把握恩格斯停顿的核心本质
从理论内核看，恩格斯停顿源于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整之间的错位。工业革命中，机器生产大幅提升效率，但资本垄断生产资料、占有剩余价值，导致技术进步未能同步转化为劳动者收益。按照剩余价值理论，技术本身无法自发实现社会公平，若缺乏制度约束，还可能强化资本管控、催生劳动异化。
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生产要素迭代升级使这一矛盾呈现新的特征。数据、算法、算力逐步取代传统土地、劳动力和资本，成为核心生产要素；与此同时，数据垄断、算法霸权和技术壁垒则演变为新型发展壁垒。若任由资本主导智能技术落地应用，而引导与约束不足，或会催生新型恩格斯停顿：智能生产力成倍扩张，而普通劳动者就业空间和收入份额持续收窄；技术红利向头部企业和城市圈层集聚，城乡之间、群体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，成为阻碍县域现代化建设的隐性障碍。
县域智能化转型存在的现实风险
县域承担着乡村振兴、城乡融合和基层治理等重要职能，是智能技术下沉应用的主阵地，也是实现发展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关键层级。当前，县域智能化转型持续提速，制度保障和配套体系亟待跟进。有三类结构性风险值得关注。
智能化改造带来结构性就业压力。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，企业智能化升级持续推进，而基层技能培训、转岗帮扶和就业兜底等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，部分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岗位替代风险。
要素配置不均制约城乡均衡发展。高端算力、核心算法和产业数据大多集聚在中心城市与头部平台，县域市场主体获取优质数字资源的成本较高、难度较大，智能化转型呈现“表层应用多、核心能力弱”的特征，技术红利存在外流倾向。
权益保障不足凸显新型劳动异化。县域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快速发展，但用工关系界定模糊、算法管控趋于严苛等问题逐步显现。部分平台考核量化过度，削弱了劳动者议价能力，加剧了其就业不确定性。
制度创新保障县域智能转型向善普惠
防范、化解县域智能化转型中的新型恩格斯停顿问题，应坚持系统观念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既抢抓数字变革机遇、充分释放发展动能，又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，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补齐短板、规范技术应用，推动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、民生改善与社会公平协同共进。可从三个方面着手。
推动数字要素下沉，打通县域数字普惠堵点。完善县域数字基础设施，促进新型生产要素向乡村有序流动，搭建区域性公共算力与产业数据共享平台，推广轻量化、低成本智能工具。紧扣县域主导产业，开发适配本土场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，降低中小经营主体智能化转型成本，推动县域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。
健全就业权益保障，平衡技术效率与劳动收益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优化要素分配机制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规范平台资本收益分配秩序；建立产业智能化转型就业动态评估机制，配套转岗扶持政策，开展数字技能培训，帮助劳动者适应智能岗位；完善新业态用工监管，健全算法审计和风险排查机制，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。
坚持为民价值导向，完善转型成效评价机制。县域智能化转型不能简单以技术指标论成效，应把群众增收、公共服务提质、城乡差距缩小、群众获得感增强作为核心评价标尺。坚持党建引领，构建多元治理框架，优先布局民生类智能场景，引导数字技术扎根乡土、惠及群众。
结语
技术进步是县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，向善普惠是智能转型的价值底线。恩格斯停顿警示我们，技术本身不会自动弥合发展鸿沟，唯有完善制度、优化治理，方能实现红利共享。县域智能化建设应站稳人民立场，守牢转型安全底线，以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，筑牢现代化建设的基层根基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安丘市委党校）
